[10]刘安著、高诱注,1986年:《淮南子》,载《诸子集成》(7),上海书店。
如果说《易》与《春秋》是孔子晚年的最高寄托,那么子夏则是其寄望最高的衣钵传人,不管从学术授受还是文化影响来说,都是如此。检索董氏学,《春秋繁露·玉英》说春秋之道,以元之深正天之端,以天之端正王之政,这里的元就是《易传》大哉乾元之元,元者善之长之元。
这应该才是夫子语子夏的真谛。另一段则干脆没有反应,只是在子夏言终而出,子贡追问商之论如何时,才反问汝谓何也,让子贡谈看法。对照另一场对话可以佐证该判断:樊迟问稼问圃,孔子的反应开始也只是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冷淡,可待樊迟退下,老先生就以小人哉樊迟也开头好一通数落,可谓失望之至。(参见《论语集释》)这是一种十分有说服力的辩驳。何谓也?子曰:绘事后素。
境界提升后,他与夫子间对话的主题和风格也随之一变。因缘际会,子夏居河西教授,为魏文侯师,(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)开创西河学派,孔门天人之学赖是以传。17任蜜林研究纬书思想的专著即以内学为题。
《礼记·檀弓上》有更详细的记载:原壤,其母死,夫子‘助之沐椁,原壤登木曰:‘久矣,予之不托于音也。张亨认为内圣外王一词就其文献语境而论,乃是道家的政治理想。母死不哭反歌的原壤显然与庄子《大宗师》不守礼法的方外之人相似,故皇侃《论语义疏》在注原壤夷俟章时就明确指出:原壤者,方外之圣人也,不拘礼教。这种不断由外而内,彻底关闭了外而深入其内的工夫历程带来心灵的朗悟(朝彻),而见到独。
儒门淡薄,收拾不住,根本原因在此!明儒邓以赞有言:孔辟异端而不斥老,孟辟杨墨而不斥庄,止因老庄从身心上寻求,纵千差万错,走来走去,及至水穷山尽,终要到这路上来。63牟宗三:《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》《道德理想主义》,《牟宗三先生全集》第9册,第321-322页。
概而言之,(1)先秦儒家文献中内与外具有丰富多彩的意蕴。其文曰:古之圣人所以敎人之说,其行在孝弟、忠信,其职在洒扫、应对、进退,其文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,其用之身在出处、去就、交际,其施之天下在政令、敎化、刑罚,虽其和顺积中,而英华发外。若然者,乘云气,骑日月,而游乎四海之外。26[宋]晁迥撰:《法藏碎金录》卷1,《四库全书·子部十三》,第6页。
故内圣主要是指以天地为宗的精神境界,外王 则是指通过因循为用 君无为而臣有为所达到海内归天下服的具体事功。即便在《宋元学案》与《明儒学案》中,被以‘内圣外王称许之人也都是倾向道家的学者,如程明道称邵康节是‘内圣外王之学。因此在严格意义上,所谓宋明理学转向内只是针对庄、佛而言的一种方便说法而已,是将二家方外之游的超越向度彻底安顿在方内的一种修辞而已。([原注]《乐记》)亦有体用之分,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。
【60】牟宗三更进一步指出,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命脉的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一线相承之道,自孔子实起一创辟之突进,即立仁教以辟精神领域,孟子承此而实落在内圣之本之挺立处,其后宋儒虽未忽视于外王,然其重点与中点亦仍是落在内圣之本之挺立处,要之,此内圣之学,就其为学言,实有其独立之领域与本性……自孔子立仁教后,此一系之发展是其最顺适而又是最本质之发展,亦是其最有成而亦最有永久价值之发展,此可曰孔子之传统,故内圣学具有独立的意义与自性。(参见徐复观:《中国艺术精神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年,第36-38页。
在此意义上,新儒家未尝不赞同内圣归内圣,外王归外王说。天苦我以宗子之职,亦无可解也。
形于内的第二层思想史意义是,形于内的五行渊源于天,展示出天道与人道的连续性。故我们通常会说我与某人很亲近、很熟悉,但不会说我与父母很亲近、很熟悉。这个内是天道下贯于人心之中(天命之谓性明德),而一切向内的工夫最终都不外是复性,用朱子的话说就是求复其初,求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始得。不过,东汉儒者称七纬为内学【17】,之所以称其为内,端因其事秘密。《荀子·强国》:内节于人,而外节于万物者也。此处内外当指身心一如意义的诚于内而形于外之内外。
然先王之至德要道,学者内圣外王之本,不外是也。综上,《庄子》一书中的内外有两组完全不同的意义:A组:方内-方外、四海之内-四海之外,内代表世俗、礼乐文明,外代表逍遥、道德文明。
在此意义上,理学给出了庄子在人间世做逍遥游儒家方案,并彻底证成了《大宗师》孔子天之戮民的形象。神、明分别代表了天、地之德,神落实为内在的精神,明则凝聚为外在的形体与行为,神圣内对应于明王外,二者构成整体的一。
从反感出发的思想只有羡慕嫉妒恨一类的消极的力量,而无正面的、主动的、积极的力量。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,文武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
)66对牟宗三的三统并建说之阐述,参见郭齐勇:《牟宗三先生三统并建说及其现代意义》,《孔子研究》2016年第1期。《大学》始于格物致知,终于治国平天下。忠信形于内,感动应乎外,贤圣之化也。今之所谓内学,则又不在图谶之书,而移之释氏矣。
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,逍遥乎无为之业。([唐]谢寿:《议沙门不应拜俗状》,周绍良主编:《全唐文新编》卷205,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0年,2338页。
戒心形于内,则容貎动于外矣。虽游于方内,然方外亦游得,故曰吾与汝共之,惟入世乃能出世也。
)18钱钟书:《管锥编》第1册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381页。(参见庞朴:《帛书五行篇研究》,济南:齐鲁书社,1980年,第96页。
无所喜怒哀惧者,廓然大公,中也。德形于内的说法在战国时期已蔚然成风:君子所性,仁义礼智根于心,其生色也,睟然见于面,盎于背,施于四体,四体不言而喻。53张显清主编:《孙奇逢集》上册,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3年,第498页。至于由新外王开新内圣的说法,究其实亦不过是内圣外王分际说的一种改头换面的新说法而已。
第四,宋明理学家与现代新儒家都认为内之域是心性、天道、人伦之域,具有神圣的意义。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,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。
小人不诚于内而求之于外。13《论语·宪问》原壤夷俟章大致能反映孔子对待游方之外者的态度:原壤夷俟。
([梁]皇侃撰、高尚榘校点:《论语义疏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3年,第388页。显然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,儒道两家都一度将自己最为精微的天道性命之学称为内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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